党的十八大以来，党中央围绕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作出一系列重大战略部署，习近平总书记2018年来川视察时对四川积极发展现代服务业和新兴先导型服务业作出重要指示。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是拓展四川发展空间的必由之路。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也是一项系统工程，必须正确把握服务业在四川经济大盘中的战略地位，找准四川服务业发展的主攻方向和具体抓手。

现阶段为什么要特别抓？

一问意义

问：四川省服务业在GDP中的比重在2019年达到52.4%，正着力构建“4+6”现代服务业体系，建设服务业强省。当前，四川正面临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等一系列重大历史性机遇，现阶段的四川服务业高质量发展有何特殊意义？

周天勇（中共中央党校国际战略研究院原副院长、教授）：高质量服务业是有利于巩固提升制造业发展水平的，兼有生产、生活服务功能，兼具创新、转型升级基因的现代服务业。推动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深度融合，着力构筑以工业服务、科技服务、金融服务、商贸服务、城市服务为主要方向的现代服务业体系，实现先进制造业与现代服务业互动并进、共同发展，这是服务业高质量发展的应有之义。

一直以来，四川省作为西部经济发展大省而受到国家的重视和关注。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对现阶段四川的意义，主要可以从自我转型需求、区域发展要求以及国际合作目标三个层面来阐释。

第一，发展现代服务业是服务业化时代四川实现经济赶超的自我转型需求。根据国际经验，当一个地区服务业比重达到50%时，该地区就进入服务业化时期。2015年起我国整体的服务业比重就已经超过了50%。由于制造业与服务业产业特征不同，服务业占比提升会伴随较为明显的经济增速下行，此时增长的关键就有赖于服务业质量的提升和多产业的融合发展。目前四川也进入服务业化时期，省际竞争的优势在于改善服务业的内部结构，如提升生产性服务业和高端服务业的比重，以及促进服务业与制造业、农业的融合发展，等等。

一个地方现代服务业的发展能够吸引中小企业和人才入驻。金融、互联网等高端服务业和高新技术产业本身就是中小企业和人才的聚集之处，而优质中小企业和人才的入驻，又会提升城市发展的格局与活力，提升当地经济繁荣度和消费水平，进而创造大量的就业岗位，能够有效吸纳失业反流劳动力。就业稳定和整体收入水平的提升将进一步刺激消费的增长，从而形成“消费—就业—收入—消费”的可持续经济增长结构。

第二，发展现代服务业是四川发挥区域带动作用的重要手段。目前，多重国家战略在四川叠加，实质是希望四川能够更好发挥区域带动的作用。带动力从何而来？四川是农业大省，但从国际经验来看，农业的区域带动作用并不显著；四川目前正在建设制造业强省，但从制造业的成长规律来看，高质量服务业才是实现制造业强省和区域带动的重要突破口。

未来西部发展，谁抢占了服务业高地，谁就能充分利用国家西部大开发的政策机遇和释放政策红利，从而赢得发展先机。四川位于西部地区的核心位置，若能充分发挥现代服务业在西部产业链的衔接与聚合作用，将对新一轮西部大开发等国家战略起到重要的推进作用。贯穿西部发展的纽带和脉络是西部产业的产业链，四川服务业应突出地表现在对产业链条各个环节的衔接与聚合上，从而增强整个西部大开发中资金、技术的吸纳能力和对整个西部的辐射能力。比如，站在西部大开发的角度，围绕技术转化、专利申请、科技金融、人才服务等中心环节，积极发展研发设计、创业孵化、技术转移、科技金融、知识产权、科技咨询、检验检测认证等科技服务，培育一批专业规范高效的科技服务机构，加快形成种类齐全、业态新型、方式专业的现代科技服务体系，打造西部科技服务业集聚区和现代服务业发展高地。

第三，发展现代服务业将有效提升四川参与国际市场的能力。四川位于“一带一路”与长江经济带的重要衔接点。目前，推进“一带一路”建设尚处于基建和制造业合作阶段，但随着多边合作的深入、基础设施的完善和互联网经济的发展，现代服务业的对接将成为未来合作的主流趋势。四川可以借鉴东部地区电子商务和平台经济等发展的有益经验，并作为推动“一带一路”多边合作的重要跳板，与中亚、东欧和西亚等沿线国家建立“云端多边合作平台”。这不仅有助于完成我国对外开放并提升四川省的国际市场竞争力，从更大层面上讲，将有效缓冲国际单边主义和贸易保护主义的冲击。

服务业制造业为什么要协同抓？

二问关系

问：服务业占比提高，是否一定意味着产业升级？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推进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应如何认识、摆正服务业和制造业的关系？

邢涛（四川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副主任）：通常来讲，制造业是通过制造行为，将各类物料、技术、工具等资源转化为可供人们使用或利用的产品的相关行业。在我国现行国民经济核算体系中，服务业指的是除第一产业、第二产业以外的其他所有行业，范围非常广泛。服务业分类标准很多，其中常用的一种是按照服务对象和功能分为生产性服务业、生活性服务业和公共服务业。生产性服务业与制造业关系最为直接。

服务业的产业结构和发展水平，与工业（核心是制造业）发展阶段呈协同发展态势。研究表明，在前工业化时期，以住宿、餐饮、个人和家庭服务等传统生活性服务业为主。工业化初期，以发展商业、交通运输、通信业为主；工业化中后期，服务业内部结构加快调整，新业态大量出现，生产和生活服务业互动发展，科技、信息、教育、金融等生产性服务业加速崛起，且发展前景广阔、潜力巨大。随着新一代信息、人工智能等新技术不断突破和广泛应用，新模式、新业态和新产业蓬勃兴起，三次产业边界愈加模糊，融合发展态势也更加明显。因此，提高工业发展水平与加快服务业高质量发展，两者不是矛盾对立的，而是协调统一、相互促进的。

这一关系同样适用于四川。当前四川经济正处于由高速增长转向高质量发展的新时期，省委省政府准确把握新时期产业发展新要求，对推动三次产业协同发展作出了决策部署。四川加快推动服务业高质量发展、建设服务业大省，不是简单地提高服务业占比，更不是挤占工业和农业的发展空间，而是对一、二、三产业发展进行统筹研究、系统谋划，协同推动工业“5﹢1”、农业“10﹢3”、服务业“4﹢6”重点产业加快发展，构建重点突出、布局优化、协同高效、互动融合、竞争有序的现代产业体系，为实现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近年来，四川制造业占比逐年下降，统计数据显示，2010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14.7：50.7：34.6，其中制造业占比超过40％；到2019年，三次产业占比分别为10.3：37.3：52.4，制造业占比降至23.3％，对此，我们要引起高度重视，不能简单认为服务业占比提高了就是产业升级了。习近平总书记指出，制造业是实体经济的基础，实体经济是我国发展的本钱，是构筑未来发展战略优势的重要支撑，必须把发展经济的着力点放在实体经济上，不断提高制造业水平，促进实体经济转型升级、高质量发展，并以此为基础，推动三次产业协同发展、融合发展。制造业是三次产业的基础，比重过低容易造成产业空心化。四川要建设成为经济强省，首先应该成为制造强省，尤其要大力发展先进制造业，争取使四川制造业占GDP比重保持在30％左右的合理区间。

实现工业和服务业协调发展，一方面，要认识到工业化是服务业发展的基础和支撑，工业是核心竞争力。工业创新发展和转型升级，必将推动知识密集型生产性服务业和高品质生活享受所需的消费性服务业的需求较快增长，催生新的服务业态，倒逼服务业供给体系和结构优化升级；另一方面，服务业也要向精细化、专业化、高品质发展，如此必将推动制造效率提高、产品质量提升和价值链延伸，从而推动制造业转型升级。

在这方面，深圳是一个很好的例子。2018年，深圳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9587.94亿元，制造业占比近35％，连续三年位于全国大中城市首位，也是全国唯一一个工业增加值突破9000亿元的城市。深圳的先进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增加值占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比重分别为66.6％和71.9％，正是工业特别是先进制造业的快速发展，给深圳的服务业提质增效提供了需求和动力。

放眼全球，几乎没有哪个国家是工业处于低水平，但服务业发展处于高层次的；反之，也没有服务业处于高层次，工业却处于低水平的。可能有人会说许多西方发达服务业占比超过70％，他们的服务业处于高水平，但他们的工业水平却很低。其实不尽然，西方国家把低端产业向外转移的同时，牢牢把握制造业高端产业，并以此占据产业价值链顶端。我们应该充分借鉴相关国家和地区好的经验，确保产业链供应链稳定，大力推动四川制造业迈向中高端，促进三次产业协调融合发展，为全省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强支撑。

千形百态怎么抓？

三问方法

问：服务业包罗万象，既有科技含量高的生产性服务业，又有与普通百姓密切相关的家政、批发零售等生活性服务业。从管理机构层面，如何对形态多样的服务业进行卓有成效的管理？

沈芙雅（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经济顾问、香港大学青年学者）：服务业确实千形百态，特别是随着高科技手段的渗透，服务业更多元、多样、多彩。服务业要高质量发展，需要高质量的规划、管理和服务，呼唤管理体制机制与时俱进创新。

我国服务业快速成长，虽然每一项服务业都有归口管理部门和机构，但许多机构对归口业务的管理是模糊的，原因既有行业管理的交叉，也有各部门对其管理对象赋权不够等因素。这导致服务业经营主体和管理部门之间的“对象感”都很差。所谓“对象感”，站在企业一方，是我这块业务该归谁管理，有了事情该找哪一个管理部门；站在管理部门一方，是谁归属我管理，我该具体负责、必须负责服务业的哪一块业务，等等，对于管理者和管理对象必须是明确的。特别是现在网络技术催生了各式各样新的服务业态，更需要管理上的“对象感”要清晰。

因此，目前服务业管理一个重要的缺陷就在于，条块式的归口分类管理从整体上很难对服务业的发展进行统计、评估，更不要说在统计评估的基础上对整个服务业进行时空范围内的科学布局。这个问题其实不少省份都已经注意到，并且也采取了相应的改进措施。比如，不少省份都成立了类似服务业发展促进会的单位，试图从整体上来规范管理和发展服务业，但由于类似的组织大多是由从事现代服务业的各行业协会、专家学会及从事服务业经营、管理、科研教学的企事业单位等机构自愿组成的跨部门、跨行业、非营利性的联合组织，对服务业的管理和规划的力度显然是不够的。而对蓬勃发展的服务业来说，“协会式”管理显然难以完成服务业高质量发展这一时代任务。

管理方式上，分类管理和综合管理哪种更有效，需具体情况具体分析。比如韩国、法国，他们的服务业管理部门比较分散，但每一个行业较少出现多个部门交叉管理的现象，管理也比较高效。

香港则是综合管理。香港的服务业非常发达，这和香港贸易发展局有着紧密关系。该局成立于1966年，是致力推广香港产品及服务贸易的法定机构。香港贸发局的工作，主要围绕下列三大目标：向全球推广香港服务业，展现香港为亚洲国际商贸平台；为中小企业开拓新市场，联系环球业务伙伴；增强新一代中小企竞争力，支援他们捕捉商贸机遇。香港贸易发展局的最高决策层是由多位成员组成的理事会，当中邀请了很多香港工商界领袖加入，也有政府高层官员参与。在理事会之下，设有商贸配对服务部、传播部、企业推广部、客户服务商贸资讯及培训部、设计廊、电子商贸部、展览事务部、国际推广部、制造业拓展部、研究部、服务业拓展部，等等。服务业包罗万象，但在一个贸发局的领导下，实现了统一的引领发展。其中制造业拓展部在众多部门中，作用很突出。香港的服务型经济基本上是植根于制造业，但是一些服务业本身在国际上也有其存在价值。这对内地发展服务业是一个很好的启示。

服务业市场的发展呼唤强有力的管理机构。对于一个省来说，可考虑成立省级的服务业发展管理局或者对原有服务业管理机构进行改革。首先，内部机构设置可分为生产性服务业部和生活性服务业部、服务业发展统计部、战略规划部，等等；在业务上，贯彻执行国家和本省有关服务业发展工作的法律、法规、规章和方针政策，研究制定全市服务业发展战略规划、政策措施；负责全省服务业的综合管理，编制和组织实施全省服务业发展中长期规划和年度指导性计划；指导协调服务业行业结构调整和优化升级，促进新兴服务业发展和业态模式创新；推进协调现代商贸业、文化旅游业、总部商务服务业、会展会务服务业、现代物流业、金融服务业、科技研发服务业、民生服务业等重点服务行业发展；指导服务业行业协会加强内部管理，培育扶持重点服务业企业转型发展等。在权限上，要对这个机构赋予其与完成任务相匹配的权限。

对冲疫情抓什么？

四问关键

问：新冠肺炎疫情带给服务业巨大冲击，也给服务业的转型升级按下了“快进键”。最大程度对冲疫情影响，尽快恢复四川服务业发展并激发新动能，有什么“特殊”措施能发挥四两拨千斤的作用？

柯迪（中国浦东干部学院教授）：必须加快服务业数字化转型进程，让服务业从规模型增长向质量型增长转变，才能持续引领和支撑四川经济发展。

这次新冠肺炎疫情加速了数字化技术运用的普及。当前疫情趋缓，但全社会对于数字化服务业的需求却仍将持续，生活性服务业与生产性服务业势必会在需求端和供给端实现新的突破和发展，挖掘新的需求，提供新的供给，创造新的职业，提供更多就业岗位，同时也将大大集聚用户数量，形成规模效应，带动相关产业加速发展。

但统计数据显示，国内80%的企业尚未完成数字化转型升级。这意味着，数字化服务与用户之间，还存在巨大的供需不平衡。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推动企业与数字技术深度融合，从流程改造开始，不断提升效率，释放数字技术对服务业发展的放大、叠加、倍增作用。

在推动服务业数字化方面，上海的经验或可为四川提供借鉴。今年4月，上海发布《促进在线新经济发展行动方案（2020—2022年）》，聚焦无人工厂、工业互联网、在线金融、在线研发设计等12个重点发展领域，通过发展远程办公、在线娱乐、在线看房、在线医疗等服务业新业态，加速孕育新的经济萌芽，加速发展新的经济模式，努力做到工作生活不耽误，疫情防控不弱化。

作为西部省份，四川既有服务业数字化建设相对较为完善，线上服务普及率较高的城市，如成都、绵阳，也有以线下市场为主，尚未完全实现数字化转型的广大农村和山区。服务业数字化恰是偏远地区实现赶超的重要契机，四川应不断推进生活性和生产性服务业的数字化，增加新的消费体验、激活新的需求，实现需求消费升级。

四川要实现服务业与数字经济体系深度融合，须从几个方面发力：

首先，全省层面应加快建设以5G引领的智能网络等基础设施建设，提高通信连接速度、国际出口带宽和计算存储能力，加快建设智能物流、大数据中心、工业互联网、生鲜冷链、智能交通地图系统公共底座、新能源车充电桩等城市基础体系，逐步优化生产性服务业结构，提升占比，制定并完善行业和服务标准。而对于数字化程度有待提升的偏远地区，当务之急是持续完善网络基础设施，发展数字化教育，探索以政府购买服务的方式，实施新型农民数字能力提升计划，为当地培养数字经济与技术应用人才，培育市场，创造环境。

其次，从企业的角度，一方面应通过应用5G、人工智能、大数据、互联网、区块链等智能交互技术，实现商务金融、教育健康、文娱消费和流通出行等服务业与数字化的深度融合。另一方面，充分发挥龙头企业的带动作用，让更多中小企业“上云”，并学会如何通过数据分析、挖掘和建模，开发出创新性强、美誉度高的数字化服务产品和服务，不断推陈出新、迭代升级，为发展增添新动能。

第三，从产业发展和世界经验来看，服务业正在成为创新活动的重要力量。政府有必要下大力气，推动知识密集型服务业的加速发展。四川乃至国内的服务业，即便在普遍认为发展较好的互联网领域，仍存在创新能力不强、开放不足等问题。应以开放促进服务业发展，尤其是四川正着力发展的医疗和康养等产业，可放宽社会资本进入门槛，通过竞争提升效率，释放新的制度红利，通过鼓励企业积极应用数字技术，加速服务业部门内部向知识密集型升级的趋势。

第四，推动政府、企业形成合力，加大统筹协调力度、着力强化公共服务。服务业数字化转型，关键在数据。在安全可控的前提下，畅通数据的流通机制，实现数据的共享与开放，激活“沉默”的数据，引导企业进行服务业数字化的转型。同时加大数字化转型金融扶持力度，降低企业转型成本，让四川企业“乐于转型”“敢于转型”。（本报记者王付永刘志杰张舟采访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