川报观察记者 吴晓铃
水道、驿道、公路、铁路……成渝古驿道，既是 一条商贸经济大道，也是一条人文大道。
成都地铁2号线，细心的乘客会发现有一站命名为“东大路”。
东大路，并非指地铁经过此处的一段道路。在明清以来的数百年里，它曾经特指从成都出发，翻越龙泉山，过简阳、资阳、内江，一路向重庆蜿蜒的一条陆上交通要道。因为道路位于成都东方，故称“东大路”。
重庆和成都，巴蜀双子星。在漫长的历史岁月中，以“东大路”为代表的成渝古驿道曾经见证了两地商贸往来的繁荣，文人墨客的风流，留下了古镇、石刻的历史文脉。当成渝高速、高铁在两地架起“时光隧道”，古驿道之上车辙过处的深深印迹以及亘古奔流的江水，仍在讲述着昔日的热闹与荣光。
成渝两地自古水路相连
“成都和重庆，至少在2000多年以前就通过水路相连。”四川省文史研究馆馆员、四川师范大学历史文化与旅游学院教授谢元鲁介绍，成渝古道从古至今并非一条，既可以从成都向南入岷江，再顺流直下汇入长江“下渝州”，也可以通过陆路翻山越岭到重庆。
最早行进在这条路上的“历史名人”，当属古蜀时期的丛帝鳖灵。第二批四川历史名人常璩曾在《华阳国志·序志》中这样记载：“荆人鳖灵死，尸化西上，后为蜀帝。”谢元鲁说，结合近几十年四川开明王国时期出土文物中的楚文化特征，这个传说当指来自荆楚之地的鳖灵溯江而上，经重庆、入岷江，最终到达成都附近，并因治水有功逐望帝而成为最后一世古蜀开明王。
千百年来，这条水道见证着巴蜀大地的烽烟滚滚和朝代更迭。“历史上若干次重大战争，都是沿着水路行进的。”谢元鲁说。
两汉之交，公孙述称帝于蜀，建立成家国。刘秀建立东汉政权以后，派大司马吴汉从长江中游坐船开赴重庆，沿岷江一路打到成都，消灭了割据政权。蜀主刘备入川，同样是从荆州过三峡，从重庆、合川经涪江走到今日绵阳，在这里和当时统治四川地区的刘璋相会。东晋时，李特、李雄在成都建立成汉国，被东晋大将桓温奉旨入蜀消灭，同样是从三峡经重庆再入岷江至成都。“可见从先秦至两晋，连接成都和重庆两地的主要是水路。这种天然形成的通道不需要人工开凿，还可以承载大规模的人员和物资流动。”
这条风光旖旎的水路，同样留下了文人墨客的壮美诗篇。青年李白当年仗剑出川，一叶轻舟穿行平羌小三峡时，写下了著名的《峨眉山月歌》，一句“夜发清溪向三峡，思君不见下渝州”，勾勒出诗仙出川的清晰路线。谢元鲁说，杜甫客居成都后离开四川，走的同样是这条水路，当他听闻官军收复河南河北时，设计的线路便是“即从巴峡穿巫峡，便下襄阳向洛阳。”到了宋代，范成大更是在《吴船录》里详细记录了从成都至青城山、都江堰、峨眉山、乐山大佛至长江三峡一路游玩的行驶路线。
从先秦到唐宋，人们穿行巴蜀之地为何钟爱水路？四川省历史学会会长、四川省社科院研究员谭继和表示，先秦与秦汉时，成渝两地巴人蜀人交通重点共同放在由蜀到陇的山路开凿上。向北通咸阳、长安到中原，开拓金牛道，在羊肠鸟道左担而行，荜路蓝缕，才达到了“隙陇蜀之货物而多贾”的效果，巴蜀才能加入到以长安为中心的全国商业城市网络体系中去，成渝才有条件发展自己的商业城镇网络。
其实，成渝两地古有土路相通，但因上述原因未成为开拓重点。直到唐宋时期，江州变成恭州、重庆以后，成渝通道在全国市场网络中的重要性突显出来。而重中之重，则是长江、沱江、涪江、嘉陵江到三峡水路的开拓。再加上依托成渝两大城市为中心发展起来的沿途大小场镇多在水边或邻水而兴，如岷江流域场镇多在江的西边，形成林盘城镇；而嘉陵江流域场镇多在如巴字的曲流弯处，形成大小太极城形胜。这样，水路交通自然成为首选，成为唐宋以来成渝城镇商业交通网络多途径、多条路的第一路。
以水路带动，成渝交通水陆互补，道路多元，成渝两城真正水乳相连，沿途的城镇才能真正紧密围绕成渝双子星座城，成为一根藤上的大小西瓜。唐宋明清以来，成渝为双中心的经济商业文化网络中的大小城镇群才真正出现，这才为今天成渝经济区城市群的发展奠定了历史基础。今天成渝一体发展，就是这条巴蜀文脉大藤数千年发展的最大成果。
有趣的是，李白之后，唐宋兴起了李白《蜀道难》写的是三峡水路还是陆路蜀道的争论，是蜀道易还是蜀道难？直到郭沫若写出“蜀道易，易如履平地”的颂歌才暂告段落。这个由难歌到颂歌的过程，就是蜀道陆、江、空立体交通，从古到今千年历史发展梦想实现的过程作背景的。
明清驿道响起马蹄声
成渝两地陆上官方驿道的贯通，在学界多认为从明朝正式开始。
早在朱元璋称帝当年，他便下令整顿和恢复全国驿站。次年，又把元朝时设立的“站”全部改为驿。史料显示，成都锦官驿、龙泉驿等成渝古驿道上的主要驿站，便从明朝开始。至于从成都过简阳至重庆的这条陆路为何被称为东大路，则是清康熙6年时，朝廷继续在四川大规模设置驿站，并且分为东西南北4路的缘故。根据《四川通史》记载，东路正是从成都水、陆总驿锦官驿出发，经得胜场、沙河堡、大面铺至龙泉驿，再一路向东蜿蜒，过简阳、内江，直到“奉节之小桥驿”，这也是明清以降连接成渝的主要道路。
谢元鲁认为，明朝在四川开辟陆路，和中央王朝对四川的统治比较薄弱也有一定关系。“川南少数民族聚居，多次叛乱，影响水路交通安全。此时加强陆路交通建设由此变得必要。”
这条道路曾经如何繁忙？巴蜀文化研究专家袁庭栋介绍，锦官驿作为明清时期全省最大的陆路马驿以及最大的水驿，在明朝时曾记载日支驿粮百石，蔬菜银100两；在这里置备入藏物料，竟用银高达13万两。到了清朝，政府每年要为驿站划拨的运营经费达到3927两白银。即使作为东大路上普通驿站的龙泉驿，也是规模了得。根据明天启年间冯任修的《成都府志》（当时简州隶属于成都府）记载：龙泉驿配备旱夫60名、厨子6名、马45匹，每年要花2600多两白银。由此可以看出，当时东大路上有大量过往官员和需要派发的文件。
连绵的驿道串连起了沿线古镇，并最终根据10里一铺、60里一驿的邮路要求，让沿途更多的场镇应运而生。自此，除了官方驿马在古道上的风驰电挚掣，过往商贾的骡马以及上至政府官员下至平民百姓，也开始在这条驿道上穿行。
咸丰年间的四川学政、著名书法家何绍基，便曾经下榻龙泉驿。谭继和说，咸丰4年正月初六，何绍基从外地返回成都过草堂人日，但因为人日是每年正月初七，于是他只好先在龙泉驿暂歇，直到初七这天一早才走进成都城，到草堂拜祭杜甫，书写了著名对联：“锦水春风公占却，草堂人日我归来。”至今，这幅对联仍挂在草堂工部祠大门外，成为诸多游客草堂游览的打卡地之一。
明朝商品经济的萌芽以及1890年重庆首开商埠，则令成渝古驿道更加繁忙和发展。谭继和介绍，明人张瀚的《松窗梦语》曾经提到成都首称会府，重庆则是全省重要码头，成渝“利在东南”，是明朝时期西部最重要的商业网，可见成都和彼时的重庆府已经在商业上唇齿相依。到19世纪末，法国传教士古德尔写云南游记，更是专门提到重庆和成都的商业往来：成都的货物要下江南，必须要经过重庆；下江的货物要到成都同样如此。此时的成渝古驿道，“往来通行于道，车马往来”“货物相望于途”，商业往来频繁。到重庆首开商埠，它作为现代港口的重要地位更加凸显。
驿道连接成渝一家亲
重走成渝古驿道，当年往来车马喧的盛况在不少地方犹可触摸。
四川历史上著名的大移民“湖广填四川”，在成渝古驿道上至今能寻到诸多痕迹。龙泉驿洛带古镇老街，客家民居至今保存完好，一个操着正宗四川话的年轻人，转头和家人就可能说起四川人听不懂的客家话。成渝古驿道经过的重庆荣昌区，同样在多个区域有客家人扎根，他们“宁卖祖上田，不丢祖上言”，语言和不少生活习惯还保留着祖先的痕迹。
地处东大路要冲的简阳石桥因为水、陆皆通，曾是民国时著名的“小汉口”，最繁华之时，江面帆樯林立，多得无法靠岸，六大会馆、六省公所、十二家银行如雨后春笋。
一路东行，重庆市永川区，杂草丛生的青石板路上，马车长年累月穿行辗压出了深深的车辙；这里的太平场是成渝古驿道必经之路，过往商旅行经此处往往就在这里住宿。当地老人回忆，民国时期，过往客商成为土匪眼里的肥羊，太平场专门在场镇两头修了两道高大结实的栅子门。夜幕降临，大门一关，留宿客商才能真正安歇。
美食也因古驿道应运而生。重庆的邮亭鲫鱼、资中的球溪河鲢鱼，沿着古驿道在成渝两座城市遍地开花……
谭继和说，20世纪初，清朝政府筹划修建川汉铁路，其中四川段的路线经总工程师詹天佑审定，走的便是成渝古驿道的线路。然而清廷的腐败无能最终导致保路运动。此后，四川保路运动的东路同志军在夏之时率领下于龙泉驿起义，并沿东大路撤离至乐至，再沿涪江而下进入重庆城。1933年，驻防重庆的四川省主席刘湘终于主持建成了成渝两城之间的第一条公路——老成渝公路。这条公路走向同样和成渝古驿道几乎完全一致。
老成渝公路的开通，让它在抗战期间成为运送军用物资的重要通道，也让成渝两地的联系更加紧密。尤其国民政府迁都重庆以后，相距300多公里的两座城市，一座是举国瞩目的陪都，一个则是文人荟萃的文化中心，巴金、张大千等教育文化界人士在成渝这条公路上留下了往来身影，成渝两地文化交流日益频繁。
时光飞逝。从成渝古驿道耗时十余天才能走通，到民国时期老成渝路坐车需要几天，再到如今的成渝铁路、成渝高速、成渝高铁，这条飞速发展的“东大路”早已让两地纳入了两小时经济圈。
东大路成渝古驿道在历史尘埃中渐渐湮没，更方便、快捷、高效的交通网络，正在助成渝双城携手腾飞。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