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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仁湘，著名历史学家、考古学家，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曾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长期从事野外考古发掘工作，主持发掘了若干重要古代遗址。不仅对中国史前考古有较为全面的研究，对中国古代饮食文化、纹饰与符号等也钻研极深。多年来发表论文300多篇，出版专著70多部。
●我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是有血有肉的，除了源远流长的主干，还有丰富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往往还决定成败和大方向
●考古可以穿越时空，直接进入历史层面，唤醒对历史的记忆，寻根自己的传统，在当下尤其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自信
●在典籍之外，考古给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证，让人们真真切切触摸到中华文明的血脉，这就是考古带来的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和作用
川观新闻记者 吴晓铃 摄影 黄潇
考古的价值是什么？习近平总书记曾这样总结：“经过几代考古人接续奋斗，我国考古工作取得了重大成就，延伸了历史轴线，增强了历史信度，丰富了历史内涵，活化了历史场景。”尤其是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开展以来，考古人接续努力，已经用考古材料实证了5000多年中华文明真实可信。
王仁湘，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中国万千考古人中的一员。数十年来，他辗转全国各地展开考古工作，在史前考古领域倾注心力之余，还将目光对准了一个个具体而微的历史细节——中国古代饮食文化、描绘镌刻于彩陶和玉器及青铜器上的纹饰与符号、古代的带钩带扣、三星堆青铜器群的象征意义等。当他将零散的考古材料和历史文献串联成线，或诉诸笔端，或娓娓道来时，那些冰冷的文物和尘封的历史，仿佛因此活了过来。
王仁湘接受访谈。黄潇 摄
近日，王仁湘在成都接受了四川日报全媒体“文化传承发展百人谈”大型人文融媒报道记者的专访。他表示，考古的意义在于用详实的材料以及学术研究，让历史更加血肉丰满，让人们从历史的点点滴滴中感悟到古人的智慧，汲取到文化自信的力量。
考古中国，追寻仰韶文化源头
2023年10月中旬，王仁湘亮相一年一度的天府书展，与书迷们一起分享他的新书《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谈三星堆，王仁湘信手拈来。因为他和文物工作的结缘，已经持续了近半个世纪。
上世纪70年代，王仁湘机缘巧合地参加了考古训练班，开始负责基层文物工作。1974年，四川大学到湖北招生，20多岁的他被对口推荐到四川大学考古专业就读。在童恩正等老师的带领下，他开始辗转四川、云南等地的考古工地实习；毕业后，进入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工作不到一年，考上著名考古学家石兴邦先生的研究生，从此开始了史前考古领域的钻研。
王仁湘新书分享会。受访者供图
“其实在我内心深处，一开始并不太想学考古这个‘回头看’的专业。”一度曾想转专业，但没有成功，只好沉下心来在考古上下功夫。王仁湘透露，大学本科时，他就在国家级学术期刊上发表过论文，为报考石兴邦先生的研究生，更是拿出万字学习心得，最终打动老师，成为了老师的开门弟子。
读研时，王仁湘每天花在看书学习上的时间就有十四五个小时。心无旁骛到何种程度？“有一次中午饭点到了，我拿着饭盒去食堂。结果，心中在想一个问题，居然走到半路就原路返回，以为自己已经吃过饭了……”
毕业后，王仁湘很快开始参加重要遗址的发掘工作。尤其在追寻仰韶文化源头的过程中，不断取得新突破。
仰韶文化，中国分布地域最广的史前文化。追寻它的源流，堪称20世纪中国史前考古灿烂的篇章。幸运的是，王仁湘先后参与的两个考古项目，都被确认为前仰韶遗址。
“这么多年来，我做过的考古项目分布在包括西藏、云南、湖北、内蒙古、甘肃、青海等地的好多地方。”王仁湘透露，待他做了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边疆民族与宗教考古研究室主任，更是要往全国各地的考古工地跑。看得多、积累深，不知不觉间开阔了视野，为他此后的学术研究打下了深厚基础。尤其在史前考古的彩陶研究、仰韶文化整体研究、史前社会研究、史前信仰研究、史前器具研究等领域，成果丰硕。
深耕四川，发现中子铺遗址
上世纪80年代末，王仁湘出任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四川工作队队长。在长达约10年的时间里，他带着一柄手铲，遍访四川的山山水水。
王仁湘在四川工作时，恰逢三峡水利工程建设启动，工程淹没区要提前完成文物勘探、发掘以及文物保护规划、重点文物搬迁等相关工作。当时的重庆还属于四川，王仁湘带领工作队的同事全身心扑到相关工作中。在三峡库区的文物保护工作结束后，专家一致认为，在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中，包括张飞庙、涪陵白鹤梁题刻等135米水位下纳入国家规划的文物保护点，都已经得到了妥善保护。尤其是三峡库区的考古成果，在中华文明黄河流域中心论的背景下，用大量出土材料证明了中华文明起源过程中长江流域的重要性。
在三峡库区考古发掘及文物保护相关工作外，王仁湘和同事在广元中子铺遗址的考古也传出喜讯。这座距今6800年至6000年左右的遗址，发现了以细石器为代表的遗物上万件，证明了秦岭黄河以南的长江流域，也存在细石器遗存。
王仁湘新书分享会。受访者供图
一直以来，细石器文化往往被学术界认为是北方草原特有的游牧文化。学术界推测，它的出现与游牧民族狩猎以及加工皮毛制品有关。那么，为何细石器会出现在秦岭黄河以南呢？
王仁湘说，广元中子铺遗址位于朝天区的一个小山丘上。这是一处细石器的作坊遗址，先民们就地取材，利用山上的燧石等坚硬材料，制作了细石核、细石叶、尖状器、钝刃圆刮器、刮削器及不同类型的石片等石器。“中子铺遗址发现以后，我也感到十分惊讶。现在想起来，无非是那时我们的工作做得不充分，没有发现类似的例子而已。”
关于中国细石器的起源，王仁湘的老师石兴邦曾专门做过研究。他曾在山西沁水县下川遗址发现了非常丰富的细石器。这处遗址的年代距今约两万年，和沙漠戈壁草原毫无关系。王仁湘表示：“这个发现或许可以推测细石器的起源地可能在更南面一点，例如太行山一带，然后再由此向外扩散。至于中子铺的细石器，肯定和外面传来的技术有关，只不过路线尚不明确。但是，在秦岭黄河以南发现细石器遗址，再次说明细石器的用途并不单一，除了用于狩猎活动，可能还与采集农业有关。”
除了距今六七千年的中子铺遗址，四川近年来还发现了以稻城皮洛遗址等为代表的大量旧石器遗址。这在王仁湘看来，“可以说明四川早在10多万年前甚至更早就有人类在此活动，中子铺的先民应该就是土著之一。”
尤其值得一提的是，中子铺遗址发现有烧火的遗迹，推测可能与举行某种仪式有关。“中子铺出土的细石器，使用了我认为是当时高科技的‘边脊技术’，但他们可能还觉得应该借助神力来让它更加锋利。如果从这个角度理解，那后来的三星堆祭祀，或许可以追溯到一个更加久远的传统。”
研究广博，发现历史生动的切面
自约专注，不拒广博。长达数十年在考古领域的深耕，王仁湘厚积薄发，融会贯通，不仅发表论文300多篇，相关专著也出版了70多部。高产的背后，有何秘诀？“其实，也就是珍惜光阴，在发现感兴趣的问题后，穷追猛打，钻研透彻，最后水到渠成。”
王仁湘自认为发力最多的还是史前考古领域，但他出版的专著可谓涉猎广泛，其中就专门针对中国古代的带钩文化出版过专著。“针对这个小众领域进行研究，不过是因为在工作中关注到了工具技术的发展，并从中偶然发现了带钩，觉得还比较有趣，因此想到了要去讲它的发展脉络。”
这些年来，王仁湘几乎把工作当成了生活的全部，也因此老是受到家人批评。但他经常自我解嘲：“将别人抽烟饮酒聊天闲游的时间，用来关注一些引起我兴趣的小目标，总无大碍。”
王仁湘著作《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受访者供图
全身心投入工作的成果有目共睹。在中国文物学会和中国文物报社主办的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十佳图书推介活动中，王仁湘的著作《束带矜庄：古代带钩与带扣》被评为2022年度全国文化遗产优秀图书。由中共中央宣传部指导、中国图书评论学会主办的2022年度“中国好书”评选中，王仁湘的《至味中国：饮食文化记忆》被评为人文社科类的“中国好书”。
在三星堆祭祀区新一轮考古发掘持续公布成果后，王仁湘也将关注的目光对准了三星堆。今年天府书展上推出的《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是他近年对三星堆研究成果的集大成之作。关于古代文物上的动物纹饰研究三卷本等新作，也将陆续推出。王仁湘笑称：“人这一辈子不能白过，还得做点事儿。现在看来，我没有虚度光阴，还算可以自我安慰。”
对
话
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
符号纹饰里 古人的智慧超越想象
记者：说到考古或相关的研究，公众或许往往只关心有哪些重大发现、出土了什么精美文物，例如夏都究竟在哪里、三星堆究竟有无文字等。您的学术研究往往从小切口出发，针对看似无关紧要的细节进行研究，这是基于什么考量？
王仁湘：在论文之外，我的专著还真有一个特点，就是我的研究和观察的角度，可能更关注具体而微的一些细节，例如古代文物的纹饰或符号。我有这样一个看法：我们5000多年的中华文明是有血有肉的，除了源远流长的主干，还有丰富的细节，而且这些细节往往还决定成败和大方向。但是，在学术研究中，这些细节往往被忽略。所以，我选择了在大家来不及关注的这些领域进行探索，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过程。
例如彩陶上的各种纹饰，大家往往只把它们当成艺术来看。但在我看来，这些纹饰是史前古人信仰的一种表现。我有一句话：“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就是对彩陶纹饰意义的看法。事实上，史前古人有3次造神运动：一次是在白陶上，一次是在彩陶上，另一次就在玉器上。他们在这些器物上刻绘下各种纹饰，主要目的是表达信仰与崇拜。
对彩陶纹饰的解读，我有一个新发现，那就是发现史前彩陶纹饰有阴和阳两种表达方式，颠覆了以前学术界对彩陶纹饰的解读。
中国彩陶所见地纹的题材，花瓣纹和旋纹是最典型的两种地纹彩陶。那么，旋纹的意义何在？我认为，它表现的是一种运动，运动的主体就是古代先民想象中天体运动的样子，和此后我们在成都金沙遗址发现的太阳神鸟金箔镂空部分太阳的光芒异曲同工。
实际上，在《春秋纬》等早期文献中，古人已经观察总结出“天左旋、地右动”的观点。所以，这些6000多年前的彩陶图案，可能隐藏着中国新石器时代一个共有的认知体系，或许就是他们原始的宇宙观体系。这种认知体系在完成起源后，还迅速向周围传播，几乎覆盖了中国史前文化较为发达的全部地区。
这种扩散和传播，也恰好反映了整个中华民族的信仰认同。就像彩陶上的旋纹，原本是以仰韶庙底沟文化为核心的一个文化，但它可以东传到山东的大汶口、南到湖北大溪、北到内蒙古红山、西到甘肃青海马家窑，还传播到云南和缅甸的边境甚至越南古文化中。这不单单是一种艺术形式的传播，更是一种认知体系的传播。
总之，对古代纹饰的研究，可以让我们直观感受到古人的认知水平远远超出今天的想象。
三星堆用青铜铸成一个神话世界
记者：您一直对三星堆保持浓厚兴趣，并且出版了《三星堆：青铜铸成的神话》一书。在您看来，三星堆的先民用青铜铸造了一个怎样的神话世界？
王仁湘：在我看来，三星堆先民用青铜铸造的那些神坛、神树、面具等，就是他们造就的一个立体神话。既气势磅礴，又机巧精致，既庄严肃穆，又神秘诡异。再现了四川先民独特的生存意象与奇幻瑰丽的心灵世界，体现出古蜀人非凡的艺术想象力与惊人的创造力。
以前，我们的神话往往都是文本叙述，需要人们去穷尽想象；三星堆直接把他们想象的神界用青铜铸了出来，让你看得见、触得着。这样的艺术品会直达你的心灵深处，也因此充满了强大的艺术感染力。这也是三星堆和中原文化一个明显的区别：它使用了中原文化中青铜器的一些器型和纹饰，但又充满了自己的创造力。
在这样的一个立体神界里，有古蜀人崇拜的神灵，例如在天有太阳神和太阳鸟，在地有地祇，还有连接天地的天梯神树等，当然还有祖先神，国王们无一例外都是传说中神灵的化身。他们生活在自己营造的神界里，感觉与神同在、与神同悲欢。
记者：三星堆近年出土的多件造型奇诡繁复的大件文物，您认为它们分别指代的是什么？
王仁湘：我认为，不管是研究性复原后的青铜鸟足神像、青铜骑兽顶尊人像，还是青铜神坛，本质上应该都是太阳神坛，表现的是一种太阳崇拜或祭祀。8号坑出土的青铜神坛底座上，东南西北各坐了一小人，露出獠牙，应该就是太阳神；此外，在青铜鸟足神像中，倒立在青铜罍上的神像也是獠牙神面，我认为这同样刻画的是太阳神。
以獠牙神面象征太阳神并非三星堆独有。湖南高庙文化的白陶上就有带獠牙的神面，在约8000年前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也有发现。到了良渚文化时期，一些玉佩、玉琮上所刻的神面也龇出了獠牙。在太阳与獠牙之间，我们很难找到直接联系，但出于对光线的联想，将日光提炼为獠牙之形，似乎就并不难理解了。
古蜀为何要崇拜太阳？其实，太阳崇拜并不奇怪，世界上很多地方都有。但太阳崇拜为何在三星堆和金沙好像特别强烈？是不是因为在这里崇拜太阳的理由更充分一些？因为四川盆地很难见到太阳，所以他们对太阳的希望更加强烈。
这其实也可以提出一个思路：在文字统一之前，符号作为前文明时代的一个载体，也有一个传播认同的过程。以獠牙寓神在一个广阔的时空里出现，可能也意味着这种信仰和崇拜被这些不同时代、不同区域的文化认同。
记者：您曾专门提到三星堆青铜器上出现连珠纹，这种纹饰难道不是后世主要出现在丝绸上的一种图案吗？
王仁湘：在三星堆出土文物中，我的确关注到了连珠纹。那件著名的“奇奇怪怪的文物”(青铜神坛)周边，刻画的一圈就是。在2号坑上世纪80年代出土的青铜神坛座上，神兽嘴部也刻有连珠纹。在我们传统的认知里，的确认为连珠纹在汉唐时期是从波斯传入的，主要出现在丝绸上。当然，丝绸的连珠纹可能当时的确也曾从西域传到了中国，但类似的图案，中国显然出现得更早。
在三星堆发现连珠纹后，我对此进行了更多梳理。现在可以肯定的是，连珠纹的出现可以追溯到8000年前湖南高庙文化的白陶，白陶上出现的太阳图像采用了连珠纹一样的构图：中间是太阳，周围的连珠就是太阳的光芒。在后来马家窑文化的彩陶上，同样发现了圆环式连珠纹。从白陶到彩陶、再到青铜器，都出现同样的连珠纹，让我们有理由推测它们之间可能具有源流发展关系，甚至还相信它们的含义都是相同的，就是以连珠纹象征太阳。所以，图案里的学问还比较深。
记者：三星堆备受公众关注，如果与三星堆同一时期的其他文明相比，它算不算发达？后来又为何衰落？如今准备申遗还需哪些准备？
王仁湘：我个人认为，三星堆应该还算当时比较发达的区域文明。但任何一个文化形态，即使很发达也会经历由盛到衰的过程，三星堆可能也经历了这个过程，最终被其他的文化取代。如今，大家在关注三星堆宝藏般的出土文物外，也关心它能不能申遗成功。在我看来，现在三星堆的确还有些学术问题没有解决，例如没找到王陵、青铜原料的来源在哪里等。但考古工作永无止境，现有的发现已经足够支持申遗，三星堆缺的只是机会，我们只需等待。
中国饮食文化隐藏着独特内涵
记者：您曾专门针对中国古代的饮食文化进行过研究，为何会关注这个领域，都有哪些收获？
王仁湘：古代饮食文化研究也是考古外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在中国多年来的考古中，我们不断出土筷子、勺子、叉子等食具，后来还发现了食物。所以，从上世纪80年代开始，我渐渐进入饮食考古领域。最初是研究古人进食的工具，后来扩展到食物、烹调方法、进食的礼俗等。90年代初，我的《饮食与中国文化》一书在人民出版社首版，到去年已经第五次再版。除了中国读者感兴趣，日本和韩国的出版社也曾专门引进。这个角度，也算能拉近考古与大众的距离，毕竟中国人以食为天。
那么，我们中国人的这些进食工具，都分别发明于哪个时代呢？像勺子的使用，至少可以追溯到七八千年前。浙江河姆渡遗址曾出土过象牙勺，做得十分精美；辽河流域的兴隆洼文化，也发现了大量骨头勺；山东大汶口文化，则发现了贝壳做的勺子。最早的金勺子，是在湖北随州的曾侯乙墓里出土的，这个勺子是个漏勺，应该不是喝汤使用，而是捞羹汤里头的肉。
筷子出现的最早年代现在还不清楚，但文献记载至少商代就有。考古上发现的最早铜筷应该是在春秋时期，在云南的一座铜棺里就发现有一双筷子。另外，在很多汉代画像砖上，也可以看到筷子图像。
叉子的出现，估计在4000年前。西北地区出土了较多这一时期的骨制三齿状餐叉，与现在西餐用的餐叉形状接近。而且，这种餐叉出土时与勺子、骨刀是配套的。叉子直到元代的遗址还有发现，应该与进食肉类有关。只是后来中餐烹饪在前端将食物进行了加工，所以叉子渐渐退出了中国人的餐具之列。
记者：这是非常有趣的一些研究，它们具有当代价值吗？
王仁湘：这些年，网上常常有一种说法，认为中国人使用筷子不如使用刀叉有仪式感，或者说中国人不会用刀叉进食。其实，通过考古，我们就可以发现，中国古代的先民早在几千年前就发明了勺子、叉子等进食工具，只是因为烹饪精细化，餐刀的功能局限在厨房使用，餐桌上就渐渐淘汰掉了餐叉这种食具。
还有，分餐制和合食制哪个更卫生的比较。中国4000多年前就实行分餐制，一人一个食案。只是后来包括椅子等家具传入，大约从唐代开始，人们开始围着桌子吃饭，并一直延续到现在。现在重提的分餐制，并非是在向西方学习，不过是在捡起老传统。从某种程度来说，这也算是从古代饮食文化中找到文化自信。
记者：您如何看待考古的价值？
王仁湘：考古可以穿越时空，直接进入历史层面，唤醒对历史的记忆，寻根自己的传统，在当下尤其提供了强大的文化自信。过去有一种历史虚无论，我们认识不到中华文明的历史发展进程，也不知道有怎样的文化底蕴。如今，在典籍之外，考古给了一系列重要的实证，让人们真真切切触摸到中华文明的血脉，这就是考古带来的最直观的一个变化和作用。
记者手记
在思接千载中读懂“何以中国”
在“百人谈”受访嘉宾中，王仁湘的采访让我感受到极大挑战。因为他的研究涉猎的范围实在是太广泛、角度实在是太奇巧了。为了能和他对上话，我买书、借书，抱着他的各种专著啃了差不多半个月，才敢下笔拟采访提纲。
也幸亏做足了功课。老先生在我请教他为何会对史前彩陶上的那些纹饰感兴趣时，颇为兴致盎然，给我详细说起了那些纹饰的意义。他甚至用诗一般的语言，对史前彩陶纹饰的意义进行了总结——艺术是信仰飘扬的旗帜。在他的娓娓讲述中，作为一个专门跑考古的记者，我顿时感觉进入了欣赏史前彩陶的新天地。我曾参观过河南庙底沟仰韶文化博物馆，实话实说，没看出门道，没看多久就兴味索然地出来了。如果要是在这之前听了王老师的这番讲述的话，断不会走马观花了。
习近平总书记曾经指出：“让收藏在博物馆里的文物、陈列在广阔大地上的遗产、书写在古籍里的文字都活起来。”为此，全国各地的博物馆、文物保护单位在陈列展览、文物数字化等方面进行了各种探索。王仁湘和一大批考古学家在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的基础上，注重文物价值挖掘和阐释，注重讲好中国故事，在当下显然尤为重要。
除了延伸历史轴线，活化历史场景，考古的一个重要功能就是让今天的人们在文物中感知中华文明的独特魅力、在思接千载中读懂“何以中国”。王仁湘研究古代饮食文化、史前符号，看上去题材似乎不那么重大。然而，正是这些对筷子、刀叉类文物的系统梳理，让我们直观感受到中华文化的源远流长，体会到中华文明的博大精深；让我们在中西饮食文化孰优孰劣的无聊争辩中，能够坦然回应，自信“饮食”。从这个意义上而言，王仁湘他们的研究，为国人文化自信提供了丰厚给养，是传承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深刻践行。
